“你不用担心，东西不会丢！”电话那边，装裱店老板拉长了语调宽慰我，想方设法打消我的顾虑。

　　能不担心吗？说好了一周内取画，都过去一个多月了，还没有动静。夜长梦多，要是弄丢了，那后果难以想象。

　　那是一张民国年间的碳精画。画中人二十出头，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。那人是我外公，只是已经过世七十多年了。

　　1948年10月，外公去世，年仅23岁。那时候，我的母亲只有半岁。母亲八岁时，外婆也不幸因病过世。母亲从此成了孤儿，寄养在姨婆家，直到初中毕业。刚毕业那年，母亲响应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号召，扎着辫子、背着被子、穿着胶鞋，到四川某偏僻乡村扎根，成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那一年她只有15岁。15年后，母亲回到了久违的故乡。对于我外公的音容笑貌，母亲完全没有印象，所有关于我外公的信息都是从他人的讲述中零星获得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很多信息都模糊且不完整，留下了不少遗憾。

　　外公生前是干什么的？我曾多次问过母亲。母亲说，她大舅曾说，在某古盐井厂房里上班，是个会计，敲算盘的先生。而她的六爷——我的六外公却说，是在某著名的制盐公司上班。两个单位截然不同，前者是传统制盐的作坊，后者是大型企业。究竟哪个是准确的呢？我先跑到现已成为旅游景点的古盐井管理部门查阅资料，结果扑了一场空。后来，我顺着盐井地工作人员的指引，前往博物馆，结果还是徒劳。失望之余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我来到了当地档案馆。

　　“我们这里的盐史档案多如牛毛。你让我怎么找？”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，他捏着我的介绍信，低下头，眼睛透过厚厚的眼镜片问我，面有难色。

　　这里的盐业历史档案厚积如山，要在里面翻出我要的线索犹如大海捞针。那怎么办？我头上像降了冰霜，浑身冰凉。

　　“这样，我通过查人的办法试试，看有戏没戏！”工作人员看我可怜，又想了半天，对我讲。说完，他转身返回档案库，没过多久又回来了，把两本黄皮档案递给我，“中间用纸条隔开的那几页有他的信息，你看看吧！”

　　我接了过来，认真研读起来：上世纪40年代中期，外公在某盐业管理局工作，开始是个普通文员，两年后成为高级文员，再往后成为盐务稽查人员，负责检查井盐质量、盐业人员是否走私等，工作量大，每天都很繁忙。

　　原来他不在井盐作坊里求职，也不在企业里面工作，而是一个职员。档案查完后，母亲和我把外公的画像找出，认真仔细再端详了老人家一眼。高鼻梁、大眼睛，头发浓密，母亲和外公外貌很像。“能不像吗？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呀！”母亲摩挲着画像，感叹道。她对画像很在意，历来轻拿轻放，生怕出一点差错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滑了手，把画落在地上。母亲大惊失色，连忙伸手把画捡了起来，像是搀扶一位跌倒的老人。

　　“我拿去装裱一下吧！”我对母亲讲。画像是卷起来的，几十年光阴流逝，留下了一条条浅浅的褶皱。画像底部，不知何时粘上了一只干枯小虫，已经很难取下来了。“是该装裱一下了！”母亲道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把画像送到了装裱店。千挑万选确定了装裱材料，讨论了在尽量减小对画的伤害的情况下如何去掉那只小虫后，老板告诉我一周后取货。没想到，刚过几天，新冠疫情发生，所有店铺关门，我们的画就关在了装裱店里面取不出来了。母亲和我心急如焚，多次打电话嘱托店主，千万不要把画弄丢了，否则，我们无法承受那个后果。所幸，疫情得到了控制，商店大门重新敞开，那张画像最终完好地交还到了我们手中。看着装裱得规整的画像，母亲和我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如释重负。

　　没多久，我又得到消息，了解到了80年前外公上中学时的信息。于是，在档案馆厚厚的资料里，我和母亲看到了一个14岁的少年背着书包，从原野健步奔向学校的身影……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检察院）